Category Archives: 英伦观察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后，国内盛行“减排”之风。事隔数月，媒体对“碳中和”的赞誉和追捧已然盖过“碳交易”。这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日益成为很多本土企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打造环保“低碳”企业形象的新宠：除了涌现出的“碳中和杂志”、“碳中和酒店”、“碳中和银行”、“碳中和包装企业”、“碳中和世博会”，还有积极推广“碳补偿(off-sets)”理念来帮助客户实现“碳中和旅行”的旅游服务网站；蒙牛总裁杨文俊在今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甚至高调建议用“碳中和”概念取代“低碳”…… 笔者做了一个小调查：中文搜索引擎中所有国内的与“碳中和”相关的新闻或评论。不难发现的事实是，所有新闻中对“碳中和”的注解都高度一致，连一些自称专业于“碳中和”的网站也使用类似的概念：“碳中和也叫碳补偿，是现代人为减缓全球变暖所作的努力之一。人们计算自己日常活动直接或间接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计算抵消这些二氧化碳所需的经济成本，然后付款给专门企业或机构，由他们通过植树或其他环保项目抵消大气中相应的二氧化碳量。” 这样的“碳中和”果然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神奇美妙得具有环保减排的“功效”吗？   “碳中和”误区 目前世界上有两种最基本的减排形式：强制减排和自愿减排。前者是政府间通过国际协议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义务，后者是消费者或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减排措施。 按照大多数国民的认识，某一机构或个人只要补偿或抵消了（无论是通过植树还是购买碳排放指标）经测算出来的个人或机构的碳排放量就实现了“碳中和”。如果某机构或个人自愿为自己的碳排放付费，从而宣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一点努力，这有何不妥？ 殊不知，这样的“碳中和”背后存在着两个明显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 “碳中和”就是碳补偿，只要抵消自己的碳排放量就能实现“碳中和”。 这样的理念有先天缺陷。“碳补偿是不是对人类‘气候罪恶’的一种时髦赦免(Are carbon offsets the modern indulgences for our climate sins)”近年来一直在西方国家广受争议。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质疑“碳中和”理念。他们叽讽说，这背后的逻辑等同于倒退到黑暗的中世纪，即罪恶的人期望进入天堂便出钱向天主教会购买其销售的针对各种“罪恶”的有价“赎罪券”。 引自《纽约时报》Andrew Revkin文章，2007年4月29日   个人或企业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如果算是对地球负债的话，那宣称要实现“碳中和”的个人或机构必须需要追加投入实现减排，才能弥补“欠账”。这些“投入”，首先应该包括反省自身固有的碳排放水平，以及实实在在地为碳减排付出的各种努力，比如集体性的意识提升从而产生切实的行为改变。显然，为实现“碳中和”的投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购买碳排放指标用于碳补偿的真金白银。   误区二、“碳中和”的实现仅仅能通过购买抵消自身排放量的碳排放指标就能实现。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买减排指标就是购买一个关于减排的“承诺”。这个承诺包括其提供的减排项目能不能实现减排，如果能，可以减排多少。能否兑现“碳中和”承诺不是仅仅靠购买减排指标这一个行为就能实现的。理想的情况是，这些测算出来的排放量、消费者欲购买的碳排放指标及指标的有效性都必须通过独立审验。举例说，一个消费者通过碳补偿服务提供商，购买了某农村沼气发电项目的碳排放指标，他有权知道这个项目是不是已经开始运转，并在多长时期内能够发多少电，换算减排的二氧化碳是多少。     从上面两个认识误区可以归纳出“碳中和”的两个必须要考察的基本问题：其基于碳补偿的理念；其碳补偿的实现方式。 质疑以碳补偿为基础的“碳中和”理念 质疑“碳中和”最深刻的是位于荷兰的一家独立研究机构――“碳交易观察（Carbon Trade Watch）”。2007年，该机构发布的《碳中和迷思》报告指出，“一切照旧（business-as-usual）”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不是气候变化的解决途径。开发、销售各种碳补偿产品实际上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推向了死胡同，因为本应迫切地把注意力放到朝着低碳经济转型的努力为此“被拖延”。报告还认为，“碳中和”还是公司进行“漂绿”、公众人物进行环保“作秀”的绝好工具（参见附件中的案例）。因为公司通过碳补偿项目，而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消费者身上，而这将“以整个行业和经济体得不到广泛和系统性审视为代价”。报告称，提升公众对碳补偿理念缺陷的认识，有利于人们正视气候变化的问题。 美国能源经济学家科曼诺夫（Charles Komanoff）甚至认为这种“碳中和”理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碳补偿很容易被视为为个人或机构继续污染环境或继续排放，制造可以“一切照旧”的“体面解脱”――这样就可以不用改变行动方式，反正投资购买碳排放指标能帮助把自己的碳排放“清零”。 以碳补偿为基础的“碳交易”也一直受到质疑。“地球之友”在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向各国代表散发了名为《危险的执迷》的研究报告，直言以碳补偿为基础的碳交易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干扰”，要求发达国家摒弃所有“有给自己保持排放水平进行补贴之嫌”的碳交易，应该更多地直接强制减排。 “碳补偿”的猫腻 自2002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欧美的碳交易市场蓬勃发展。据世界银行《2009年碳市场形势与趋势》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碳市场规模已达1260亿美元，比2007年市值翻了一番。“地球之友”的报告预测，到2020年，全球碳市场市值将达3.1万亿美元。在这样庞大的碳市场中，自愿减排市场也有花样繁多的针对各种“气候罪恶”的“赎罪券”产品。甚至有专门针对博客的碳补偿服务――博主只要根据博客访问量算出“对应的”碳排放量，再购买碳补偿指标，从而就能宣称其博客实现了“碳中和”。 在商机如此巨大的自愿减排市场中，碳补偿产品问题重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自愿减排项目不仅缺乏统一认证标准，客观上造成认证、监测的难度，还无法保证其能否真正实现项目影响下的社区可持续发展。 … Continue reading →

[最近在写一些东东给国内媒体。下面只是一个新闻链接。第二则"生态友好型童工"本来自times online的报道，但这则评论让我笑了两天，才发现这个网站灰常不错。]  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和公众人物被指责利用“碳中和”进行“漂绿”或环保作秀，以下是收集的一些案例。可以看到，有的跨国公司在被公众质疑后进行了积极回应和改进。  英国航空 2005年9月，英国航空公司宣布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向乘客推广碳补偿产品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航空公司。2007年6月，《卫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公司在过去20个月中估计排放的2700万吨二氧化碳中，向乘客出售的碳排放指标只抵消了不足3000吨，抵消额的总量不超过总排放量的0.01%，还不到一架波音777往返于伦敦到纽约的碳排放。2007年7月，英国《时代》报对该公司的销售部门和值机柜台进行暗访，发现其在三个主要国家受访的销售部和柜台工作人员竟然无一知道公司宣称的碳补偿业务。公布的暗访录音显示，一名职员竟然以为碳补偿“是一款乘客可以放在飞机上的装置”。随后，英国议会下属的环境审计委员会（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对英航的“碳补偿”业务展开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英航开展“碳补偿”业务却不让顾客便于购买，这一现状“是滑稽可笑的”。一家叫“绿色天空联盟（GreenSkies Alliance）”的非政府组织根据英国议会的调查报告，指责英航的碳补偿业务不过是“公关伎俩”。 英航高管随后对媒体公开承认其碳补偿业务“是令人失望的”，同时也承认公司内有部门想通过这一业务改善企业形象，而其他部门却不愿意让乘客通过这一业务了解到飞行业务对全球变暖有很不良的影响。英航已在2008年1月全面升级其碳补偿业务，开始与摩根史丹利合作购买联合国《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经核准的碳减排指标来抵消其碳排放。 英国保守党领袖卡麦隆 2007年，卡麦隆为打造其对气候变化负责的“环保主义者”形象，通过英国媒体宣称将捐款给设在印度的一个碳减排项目，以抵消对其个人所有飞行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这个由商业公司投资的减排项目是在印度农村推广用竹子、塑料和钢材制成的脚踏式人力抽水泵，以替代柴油抽水机在印度农村的广泛推广。这样，由于人力代替燃烧柴油产生的温室气体就形成了碳减排指标。 这一动议被环保记者奥内尔（Brendan O’Neill）称为“脚踏板抽水机丑闻”，因为它的实质是卡麦隆个人对印度农民的“生态奴役”：英国的达官显贵只需要投点钱，就有远在印度的农民放弃先进的农用机械，常年使用脚踏板抽水机为他攒碳减排指标。这样，有钱人就可以毫无愧疚地照旧坐着私人飞机周游世界享尽荣华。据《时代》报测算，印度一个村民在这种人力抽水机上每天踩两小时，要整整三年才能抵消卡麦隆往返印度飞行一次的碳排放量。这家商业公司用一张微笑着的儿童漫画描述该减排产品：“容易操作，连儿童都可以当成娱乐游戏一样使用”。奥内尔戏称，这种在英国一百多年前就已淘汰的人力抽水机不仅能“娱乐”印度儿童，还为卡麦隆先生攒到了碳减排指标，更让全世界见识了什么是“生态友好型童工”。  福特–路虎 成立于英国牛津的“气候关怀”公司（Climate Care）与路虎，于2006年7月宣布实施“英国汽车行业有史以来最大、最综合的碳补偿项目”。该项目声称不仅能抵消生产该车辆的二氧化碳，还能抵消车主驾车耗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这个项目甫一推出，立即招来各方批评。这项活动后来被英国媒体称作是“专为高耗油的四驱车或SUV车型打造的、最经典的掩耳盗铃式”的“漂绿”炒作。“碳交易观察”机构还翻出2004年绿色和平所作的一项汽车业的研究，路虎“无论耗油还是污染物排放，都比普通汽车多三倍，而且路人死于其制造的车祸的概率是普通汽车的三倍”。此外，路虎的母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被发现在美国六大汽车生产商中，其生产的车型平均耗油量是最大的。因此，环保组织认为福特及旗下的路虎希望通过碳补偿项目来打造其“环保”形象就不足为奇了。

――与世界第一家“碳中和银行”的审验师面对面 从国内媒体近期的财经报道中读到，中国光大银行4月初与北京市环境交易所签署碳中和服务协议，既而宣布成为中国第一家碳中和银行。这应该是继上海银行2001年成为第一家加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UNEP FI）的中国本土商业银行、浦发银行2006年在中国众商业银行中首先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2008年兴业银行率先宣布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中国第一家“赤道银行”之后，国内商业银行在运用一系列国际实践朝着应对气候变化、建设低碳经济和发展可持续金融的方向迈进的又一大步。   然而，在这则“中国第一家碳中和银行”的新闻稿中，我从字里行间中挖掘出以下有待证实的模糊信息： 1、  北京环交所将如何测算光大银行直接和间接的经营活动而产生的碳排放量； 2、  光大银行将如何采取“碳中和”抵销（offset）策略，即在碳交易市场中购买哪些产业中的碳排放指标并确保这些指标能最终实现； 3、  光大银行将如何审验北京环交所测算的碳排放量，以及其“碳中和”指标如何得到核准。   不要忽视这些信息，因为有关它们的细节将直接决定“碳中和银行”的称谓是否名符其实。不过，我注意到国内严谨的英文新闻编辑却为这条新闻的英文版拟了一个将来时态的标题：China Everbright Bank to become the first "carbon neutral" bank）。 我于上周特意请教了在伦敦的一位碳管理和碳排放审验专家埃斯特女士（Ms. Esther Rodriguez），她曾经在中国为一些商业银行提供过碳管理、银行环境风险管理和与赤道原则相关的专业培训。作为在企业社会责任（CSR）领域有十多年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她曾作为首席审验师，直接参与了2005年汇丰银行宣布成为世界上第一家“碳中和银行”的审验工作（Assurance）并直接核准签发了审验的陈述报告（Assurance Statement）。事隔五年，当得知中国将产生第一家“碳中和银行”，她感到非常兴奋。埃斯特女士评价道，中国“第一家碳中和银行”也许会象当初的汇丰银行一样，在中国银行业内掀起关注气候变化、积极践行低碳发展战略的热潮。（注：埃斯特女士在2005－07年其间领导审验了汇丰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赤道原则”的遵守情况） 以下是我对埃斯特女士的“采访”实录： 问：“碳中和银行”应该如何确保其称谓名符其实？ 答：金融机构与任何生产型企业一样，在其经营活动中同样会产生碳排放。致力于要实现“碳中和”的银行，都显示出该银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的郑重承诺和巨大努力，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如果这一称谓的背后没有强大的证据作为支撑，“碳中和”的称谓将面临广泛质疑，公众和投资者对其称谓的可信度（既而对该机构的可信度）也将大打折扣。 这些最基本的证据包括： 1、 银行的碳排放是否运用了正确的方法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核算； 2、 是否由独立的第三方审核已测算碳排放量； 3、 银行是否进而在机构内部采取“碳中和”措施或更长远的一系列应对碳减排的策略；　 问：为什么第三方独立审验如此重要？ 答：在英国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很多上市公司（包括许多金融企业）面临着与更加成熟的投资者们打交道，他们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且投资策略也越来越谨慎。然而，各企业争相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 report）和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可持续发展报告(Sustainability Report)已让投资者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在绝大多数报告未经第三方独立审验的情况下，投资者们在作投资决策之前，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分析（不得已时只能被动接受）这些企业的碳管理和环境管理绩效。但是，一旦某家公司的CSR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经过可靠的独立第三方周密审验，其经审核的碳排放数据，以及其基于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就会帮助投资者们能更好的作出投资决策。 … Continue reading →

在12月15日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市长论坛上，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就是因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不打领带接会旗而被英国民众批评的那位哥们）短短几言，却让他出尽风头――当天《卫报》的标题文章“鲍里斯.约翰逊告诉哥本哈根大会代表们别灰心――伦敦市长敦促各国市长们联合起来倡导绿色消费主义”中，刊登了约翰逊的原话：“我想倡导的不是减少消费，而是一种有道德的绿色消费主义模式。”他还指出，应该倡导人民的消费习惯朝着低碳方向改变，比如鼓励家庭为其住房进行节能改造。 然而，在16号的《卫报》网络版上，刊登了环境专栏作家乔治.蒙比欧特（George Monbiot）在大会市长论坛现场采访约翰逊的视频。乔治没放过这位市长大人。他在现场采访中，质疑鲍里斯倡导的“绿色政策”（比如他支持泰晤士河口兴建希思罗机场第三跑道就饱受批评），甚至与他在众多记者的围观下激烈争论起来。乔治的观点是：鼓励普通老百姓采纳绿色消费主义固然好，但如果不利用政策大力限制富人们无节制的过度消费，普通民众无论多么努力减少碳足迹也将于事无补。 ――真是一语中的！这届气候大会不也正是富国和穷国的对垒么？ 在充满政治的气候大会上，出现“消费主义”这一论调，的确让人“耳目一新”。但消费主义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仍然还得追根溯源到贫富对峙。 先来看看什么是“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其实，从各种途径可以找出中英文一大堆定义。我更愿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即其核心是指那些着眼于消费的经济政策，抽象点说，就是一种“消费者至上”的理念，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权能左右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平实点解释，就是一种以追求物质享受和消遣为乐的价值观和行为导向。再细化一下，还包括诸如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套立法、政策体系与实践，当然其目的仍然是确保老百姓能从消费活动中获得满足。多年以来，消费主义被某些环保主义者们指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罪魁祸首。在经济危机下，“扩大需求”其实也是倡导消费主义的口号，只不过贴上了经济学的标签。 先用英国的公开数据研究一下消费主义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吧。最方便找到、同时也是最能反映这一影响的数据就是英国普通老百姓近年来的日常食品消费习惯。 英国政府资助了一个研究机构叫“废物与资源行动计划（WRAP）”（Waste and Resources Action Programme）。该机构每年披露全英国粮食浪费情况和居民食品消费习惯的调查结果。 以下是2005年－2009年英国各大媒体相继报道的数据： 2005年，全英每年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最后被倒进垃圾桶，相当于每个成年英国人一年要倒掉420英镑等值的财富； 2007年，英国每年有330万吨食物被白白倒掉，相当于购买食品的每一镑钱，有15便士被倒掉； 2008年：英国有670万吨粮食直接进了垃圾桶，相当于80亿英镑等值财富被白白浪费； 2009年11月，研究报告第一次把饮品计入“食物”范畴，英国每年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120亿英镑等值财富。 WRAP调查显示，英国只有不到10%的人认识到自己一年倒掉了“数量可观的”粮食，另有10%的人压根不知道自己浪费了粮食。布朗首相在2008年7月G8峰会上，针对世界粮食危机和粮价高企的情况，呼吁国民节约食品开支，不要作“不必要的”食品支出。难怪伦敦城市大学粮食政策教授Tim Lang描述英国是一个“throwaway food society”，并警告说英国人无度的食品消费迟早会遭至“生态后果”――其实，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这些被浪费的粮食从家家户户的垃圾桶被拉到了填埋场，食品腐烂分解后将产生大量甲烷（其对大气增温潜力是二氧化碳的21倍）。据2008年的WRAP报告，每年进入英国填埋场的被弃食物将产生大约1500万吨的二氧化碳，相当于英国全年汽车总碳排放量的四分之一。如果将食品生产、包装、运输、配送等环节耗费的能源计入，英国民众光在食品上的消费每年将产生另外1500万吨二氧化碳。 我们再从日常食品延伸看看英国的整个消费面－－ 英国有一家独立智库机构叫新经济学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NEF）。 NEF在2006年发布第一份“英国相互依存报告”中指出，英国对地球生态的依赖已经是3.1个地球可以承受的范围，报告用包括英国对他国资源依赖在内的事实，得出结论称，目前的“道德消费主义”虽然显示出一定潜力，但“只要我们能尽可能多地消费得更好，但不能掩盖的事实是：我们也必须减少消费。”（不知道伦敦市长在哥本哈根发表他的高论前有没有读过这份报告）。 NEF于2007年发布的名为《依赖中国》（China　Dependence）的第二份“英国相互依存报告”中，提到了“Environmental and Carbon Laundry”。其实也就是我国学者研究过的，在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下，我国有大约23%的碳排放是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依赖中国》这份报告用英国近年从中国大量进口的商品总额印证了这一事实。它指出中国一直因其污染水平高，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增加的温室气体而倍受指责。然而，正是来自象英国这样国家大量增加的消费需求导致了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与日俱增。如果英国更多地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来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高消费水平，这将使发展中国家沦为英国的“环境和碳‘清洗地’”。 今年9月，NEF发布了《消费爆炸》（the Consumption Explosion）。这是第三份“英国相互依存报告”，它用事实证明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无节制的消费导加速了生态恶化。它指出，最近国际上死灰复燃的“全球人口增长导致环境问题”的观点其实是分散国际社会对富国应该对其过度消费负责的注意力。报告认为，当今的经济体系既创造又依赖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已经制造了一个恶性循环，即人类面临着过度消费、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现实，同时又必须面对另一个事实――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正在加剧，而这种加剧反过来又对一些穷国的人口增长、经济政治和环境风险增加带来压力。 文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发达国家能源消费无度的事实：美国的一个居民在1月2日凌晨4点时（英国的居民则只需等到1月4日晚上7点），他的碳排放就已经相当于一名坦桑尼亚居民在这一整年将要排放的总碳量。英国在2004－08年间，能源依赖度（一个显示英国依赖进口能源的比率）增长了五倍。报告建议英国政府对能源提供商们设定减少市场需求的制约，并提高强制节能水平等等。此外，报告还指出英国全民正在“吞噬一个脆弱的食物链”，即英国民众现在日趋复杂多元的饮食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已经对全球土地和能源、能源价格及短缺、为种粮食和生产生物能源争夺土地等带来巨大压力，而这些也对气候变化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但是，英国民众过度消费的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呢？直观地说，一方面，是因为市场中供选择的物品琳琅满目，让消费者无所适从（英国超市里的各种货品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水果、蔬菜）；另一方面，各零售商为追求销量和利润，千方百计诱导消费者作出不理智的购物决定。比如，买一赠一、捆绑销售和打折物品等都会促使消费者掏钱购买他们并非实际需要数量的物品。目前圣诞节即将来临，英国各媒体都加大了节约粮食的宣传力度。英国政府还在其管理的“爱粮食憎浪费”的网站上（lovefoodhatewaste.com）更是发动群众收罗了大量避免过度消费食品的妙招和菜谱。 与英国类似，中国其实也存在着日益严重的过度消费情况。粮食、能源浪费在富裕的城镇尤其惊人，超市里五花八门的促销手段也催生了大量最终将被扔掉的商品。但别忘记，我国尚有约2.54亿人口生活在国际最新贫困线下，且东西部和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富裕地区和城市过度消费状况与贫困地区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形成的对比，若不加控制，将日益加大。虽然我们没有研究中国地区间的“相互依存报告”，但英国报告中所言的因富国过度消费而与穷国产生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依赖度上的对峙，也将（或已经）在中国领土上的贫富地区之间形成。 在当前中国政府倡导“扩大内需”鼓励民众消费、各大银行争相增发信用卡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尤其是在富裕地区大力倡导老百姓养成绿色的、道德的消费观，从每人做起，减少不必要的消费。科技部开发的《全民节能减排手册》就列举了36项日常生活行为的节能减排潜力，细读之下，其实就是倡导人们在生活中养成有节制的、合理的消费习惯。手册中还计算了国民如何合理消费，将如何减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果全国平均每人每年减少猪肉浪费0.5千克和减少粮食浪费0.5千克，每年可分别减排二氧化碳91.1万吨和61.2万吨，等等。 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行为改变也许会需要一些时间，但众多人集体的一小点改变汇聚起来的效果应该是巨大的。当然，改变消费观不能光说不练。鲍里斯在哥本哈根论坛上的高论甫一见报，立刻就有网民质问这位市长大人的多处房产和豪华轿车的用度开销是多少――原来，鲍里斯本来就是位富人啊――难怪他对“减少消费”不感兴趣，难怪他阻止了增加伦敦拥堵费征收点的计划。所以，我很理解他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让普通老百姓接受“绿色”消费主义观，也更明白为什么富国在此次大会上会如此强硬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履行减排义务了。

前面说到对RBS――英国这家最大的国有银行的融资行为实施监督并挑起声讨运动的“带头大哥”，不是英国政府，也不是该银行的主要客户或内控部门，而是一些独立的环保组织。它们自发联合组织了一系列活动，有策略、有重点地针对RBS展开“攻势”，期望能迫使其改变信贷政策甚至公司战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首先要从英国的银行监管体系及其结构谈起。 金融监管：英国Vs中国 中国的金融机构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实施指导。然而，英国政府对所有金融机构的管理实行的是混业监管体系，其央行与具体实施监管的机构是互相独立的。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最早起源于英国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化运作体系，即使在后来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政府干预市场仍然有an arm’s length，即不干预单个市场主体具体的经营活动。比如，2008年11月3日由英国财政部专门成立的全资所有的UK Financial Investment Ltd（前面有所述及），就秉承了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ALP)，由UKFI代表英国政府对其实施了救助的金融机构实行代管职责。 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一直被称为“银行家的银行”的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与很多其他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一样，通过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外汇政策，以及管理国家黄金储备来确保国家的货币稳定和金融秩序的稳定。而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ies）才是具体对其境内运营的所有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等）实行监管的机构。然而，在Arm’s Length Principle之下，即使拥有gov.uk的网络域名，它的真实“身份”却是一家独立于政府的、由其监管下的各金融企业提供资金、维持运营的“私营企业”。它通过财政部部长、进而向议会直接负责。虽然其董事会由财政部任命，政府却并不对FSA的具体监管政策进行干预。但是其监管政策和规则的制定，都是在2000年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的原则下制定的，且其运营全部公开、透明。然而，如果FSA在其监管规定中对各金融机构施以各种强制性的、具势必影响到公司战略和运营的可持续融资准则，这将违背最基石的Arm’s Length Principle。因此，从其“出身”可以看出，FSA的监管措施更倾向于是行业性自律措施，而行政性的强制措施，如罚款、勒令停业等则十分少见，除非发现金融机构严重违反监管规定。比如，曾兼并雷曼兄弟部分投行业务的日本野村证券（Nomura）因其金融衍生品业务违规上周（25日）被FSA重罚175万英镑，便登上各大媒体财经版的主要标题。 因此，在英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影响可持续融资的直接监管“信号”不可能由政府行政部门或缺乏行业可持续融资监管细则的、独立于政府的监管机构发出。在英国，如果要对可持续融资进行监督，只能依赖独立的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也只能在市场中活动，把信号传递给金融企业。相比之下，中国自2007年7月开始由人民银行、银监会和环保总局（后升格为环保部）联合实施的“绿色信贷政策”，则对商业银行既实行直接的行政监管，又通过经济金融手段在市场中鼓励它们发展可持续融资，可谓双管齐下。这条路径也被伦敦一些专长于做可持续投资的机构称为“the Chinese Way”。 我国环保NGO如何借鉴可持续融资第三方监督的英国经验 虽然我国政府从行政上对金融机构已经采取了一些可持续融资的监督措施，以下将通过介绍英国环保组织的做法，探讨并建议我国环保组织如何对金融机构进行第三方监督。 英国的环保组织们向RBS挑战，敦促其采纳以下四条可持续融资战略的要求： 第一、 计算并公布其提供融资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本身固有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第二、 限制这些项目固有的排放问题，并设定每年减排目标 第三、 承诺融资战略从支持化石能源开发完全向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转型 第四、 设立贷款“禁入”领域：立即停止向非传统化石能源开发项目（如含油砂和煤）提供贷款，以及停止向影响敏感生态系统的项目贷款，如热带雨林。 这些诉求通过合作联盟和有效的宣传策略得到了表达。 合作联盟是必要也是必需的 在这些一系列针对RBS的抗议活动中，最活跃的是“人类与地球”（People & … Continue reading →

英国媒体和NGO们最近批评RBS在含油砂项目中的投资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RBS under fire”。然而这场烧身的烈火，已经波及到其利益链中的相关各方。RBS辛苦打造的“赤道银行”的信誉和品牌不仅被媒体称为“跌至最低谷”，更连累了刚刚对其施以援手的英国财政部。 今年6月，英国三家环保组织联名以将英国财政部告上最高法院，要求法院对财政部控股的RBS对该行为韦丹塔资源公司在印度的一个有负面环境影响和社区发展影响的采矿项目提供融资进行司法审查。这些NGO还在“状纸”中罗列了RBS参与的在格陵兰岛的油气开发等其他海外融资项目，指出RBS积极为化石能源开发项目提供融资是与英国政府在气候变化和碳减排上的承诺是“严重背离”的。环保组织与英国财政部自诉讼提交以来，口水仗不断，媒体和公众对财政部在监督RBS的不作为的声讨愈演愈烈。 在法院的第一次听证会中，财政部发言人在接受质询时辩称，在考察RBS的“商业利益”时，考虑环保和人权问题是“不正确的”。政府的这一立场被环保组织的律师团炮轰为“曲解法律，特别是2006年的公司法案”，并且“公然违反”了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气候变化方面曾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财政部的律师却指出在政府注资接管RBS的70%股权时，已经开展了对其融资中环境和人权问题审查的一项名为“绿色指南”的评估，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问题必须“用商业化方式”来进行管理。然而，环保组织们坚称这项评估是“不充分的”，并且纳税人的钱既然被投到RBS中，政府必须要确保RBS仅借贷给能促进“可持续的和有道德的未来”的项目。 虽然10月下旬最高法院判三家NGO败诉，但它们仍然高调宣称坚持上诉。同时，它们通过强大的宣传攻势寻求公众支持，进而给RBS最大的利益相关方施加压力。 10月下旬，“人类与地球”（People & Planet），“世界发展运动”（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平台”（PLATFORM），“苏格兰的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 Scotland），以及“银行追踪”（BankTrack）等NGO们联合发布了一份针对RBS的研究报告向政府谏言，探讨了英国政府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对其在RBS中的投资，用一系列环境和社会发展标准（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标准）进行监督，。这份名为“Towards a Royal Bank of Sustainability: protecting taxpayers’ interests; cutting carbon risk”（走向“皇家可持续银行：保护纳税人的利益；降低碳风险”）的报告中，环保组织们指出“处理好环境与社会发展事宜应该成为银行们最优先考虑的事宜”，并且认为英国政府拥有的“英国金融投资公司”（UK Financial Investment Ltd, UKFI）应该出面干预，重新对RBS的投资战略进行定位。 2008年10月，英国政府出资购买了一些陷入困境的商业银行的股份后，UKFI一直代表英国政府行使这些股份的管理权。这份报告希望政府通过UKFI，对RBS向化石能源提炼项目和高碳行业提供信贷的经营活动中，采用环境等风险管理的方法。它们并不是建议政府去干预RBS的日常经营，但UKFI可以作为RBS的一个“活跃的所有者”敦促该行在经营中设立环保目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信贷禁入领域。 环保组织们除了把财政部扭送上法庭之外，也没放过英国商务部。该部下属的一个部门在10月初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严辞批评了在伦敦上市的印度韦丹塔资源公司在该国的一个有环保和人权问题的采矿项目后，立刻招来环保组织的尖刻讥讽。“平台”这家环保组织的负责人说，政府批评这家印度公司的环境与人权记录，同时却又允许自己已绝对控股的RBS用公众资金为其提供融资，这是“彻头彻尾的虚伪”。 RBS面对公众的质疑，并不直接回应。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RBS也只是单方面地谈其多年以来一直是一家为可再生能源产业提供融资的“领先的”商业银行，该行从来都是“认真对待”其肩负的社会责任，云云。然而，英国政府作为RBS最大的利益相关方，被公众和媒体聚焦后压力重重，这样的压力终将传递到RBS。此外，环保组织们还沿着RBS的利益链顺藤摸瓜，把RBS服务的直接客户也拎出来晒了晒太阳。 早在去年9月底，绿色和平和“平台”这两家环保组织就联合发布了一份面向投资者的研究报告。参与该报告写作的除了NGO和社会发展人士，还有一队专业人马，由基金经理、可持续融资投资者、证券分析员、企业社会责任专业顾问组成。这份名为“BP and Shell: Rising Risks in Tar … Continue reading →

2009年11月17日。星期二。下午两点。 伦敦金融城。 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 RBS）总部大楼。 我如约来到伦敦Liverpool Street Station外的广场，与一群英国大学生会合。在清点人数后，这家名为People and Planet（“人类与地球”）的英国学生NGO约20名campaigners带领着在网上报名的各家媒体和一群象我这样的“热心观众”，穿过Bishopsgate大街熙攘的人群，步行来到RBS总部大楼门前。 一阵交头接耳之后，这群还背着书包的campaigners突然全部硬生生地集体倒地。在RBS总部门口一具具了无声息、“惨不忍睹”的 “尸体”，引来众多路人围观。在各路记者的长枪短炮瞄准下，一名“受害者”从地上的“死人堆”中挣扎着爬起来，走向人群开始散发传单。传单上，是一片鲜红的、正滴着血的枫叶。这时，两名加拿大原住民妇女代表已经在他们身后展开一幅标语：“Tar Sand Oil is Bloody Oil！（用含油砂炼的油是滴血石油！）” 这是由 “People and Planet（人类与地球）”组织英国大学生发起的一个抗议活动。短短一个半小时，已让RBS在金融机构林立的伦敦金融城中心豪华的总部大楼，顷刻间被演变成一个遭人血泪控诉的戏剧舞台。这不能不令这家在54个国家拥有4亿多客户的跨国商业银行蒙羞。 RBS自2007年以来，为位于加拿大西部阿尔伯达省的“含油砂”（Tar Sands）提炼项目提供了累计近140亿美元的巨额项目融资。这些提炼项目不仅已经对当地环境、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破坏，更对聚居于此的加拿大原住民“the First Nations”社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健康危害和民族生存危机。当地居民纷纷行动起来，与众多国际环保组织联手展开对含油砂项目开发商发起了各项抵制活动。活跃于北美环保组织们（如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Network, Oil Sands Truth, 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 Dirty Oil Sands）开始与英国环保组织合作，矛头直指总部设于伦敦的RBS等跨国银行，揭露其如何向跨国石油公司（其中，壳牌和BP两家英国公司是含油砂提炼项目主要的开发商）在加拿大提供信贷支持，期望人们关注和监督含油砂项目开发商们融资利益链上各相关方的社会责任。 为什么是RBS？ RBS最近一直麻烦不断。不仅其财务表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一蹶不振，它在如此艰难的时候更被国际的和本土的环保组织千夫所指，可谓祸不单行。目前参与加拿大含油砂开采项目融资的15家大投资方，有3家是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跨国银行。除了RBS，还包括汇丰和巴克莱。为什么环保组织单单就揪住RBS不放呢？ … Continue reading →